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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就找老乡先把今天的费用结算了，算账时被告知住宿是每人50元，而不是一间50元，发生这样的事情，争执在所难免，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一人50元的价格给了老板娘。秋风吹过有了一丝凉意，一片落叶被卷了起来，刚好打在雪碧哥的脸上，东抓西扯搞了半天才弄下来，大家怀着郁闷的心情在这条千把米的小街上漫步着，路边还有几家类似的旅店，问了问老板价格和我们住的家都是一个样，看来真的是我听错了，错怪老板娘鸟。刚回到旅店，老乡就连忙跑来跟我解释，说住宿费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多，在价格上坑藏民也不会坑老乡的，她越说越激动，脸颊逐渐发红，眼眶里还有泪花在打转，看来我老乡还真是个老实人呀。这个小地方澡也不能洗，电视也没有，不过还好有网络，可以玩玩手机，老7烫了一个舒服的热水脚之后又为我们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每逢3日、6日、9日是铁石镇赶场的日子，也是人最多最为热闹的时候，老7的母亲经营着一个小饭馆，每到赶场的那天，母亲和五嫂子天还没亮就得起床，买菜、做饭、点豆花、包抄手。待到早上8、9点，附近乡、村的农民们划着小木船或脚踏着黄泥，接踵而至从四面八方涌入铁石镇，把原本就不宽敞的街道挤的水泄不通。有的出卖自己多余的物产，有的买进自家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有的探亲访友办事情，也有人只是去看热闹而已。集市上所卖的东西百货皆聚，包罗万象，五乡四邻的男女老少林林总总的人都聚在此，吆喝声、鸡鸭狗叫声、小孩的哭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那时的人们普遍很节约，进饭馆一般也就是吃碗抄手、面条，或是一碗豆花外加白饭若干。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喝“转转酒”，一般都是四五个年龄较大的老头相约，围着一个小方桌，然后高声嚷道“老板打二两烧酒来。”，那时只要一放假遇上赶场，老7就会被禁锢在饭馆里打杂，给这些老头打酒就是他最喜欢干的活了。酒坛是陶瓷烧制的土罐子，黄沙河里的细沙再用破布包裹着用来当做密封的盖子，拿上一个小土碗，打开酒坛后就会闻到一股醇香的粮食酒的味道，用一个竹筒所做的打酒勺，刚伸到酒坛里，这时老头们就会叮嘱他要拿稳，这样打的酒才不会从酒勺里溢出来。酒上桌后，他们就你一口我一口的转着喝，老头们抽的全是叶子烟，喝酒时往往都只是抿一口，嘴巴都会发出“吱”的一声。二两酒一般能喝上一两个小时，喝完后一般还会再续上一二两，一两酒那时是三毛钱，老头们坐上大半天最多也就能喝上半斤，其实他们这种喝酒的方式，和茶馆文化差不多，喝酒并不是目的。
忽然间外面街上人头攒动，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咋个回事哦？”
“好像是杨所长抓到一个贼娃子了。”
“是不是哦，走去乡政府看一下撒。”
老7趁家人不注意，一溜烟也跟着这群看热闹的人群朝着街中心戏台背面乡政府的方向走去了。铁石乡政府是一座建于六十年代砖瓦结构的三层小楼，跨上几步石阶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乡政府的铁门，左边是门卫和收发室，里面住了个老头和一条大黑狗，老7以前曾被这条狗亲过一次，每次来这里都是小心翼翼地绕着走。再往里就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除了一些高大的梧桐，左边墙角还有几株冰粉，每到夏天孩子们就会悄悄地溜进院子里采冰粉回家，正对面就是乡政府的大楼，南面那堵墙上长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左边是一排平房，尽头是厕所，蝇虫遍地几步之遥便能闻到刺鼻的气味。一楼楼梯口的那间便是派出所的办公室，被抓住的贼娃子低着头单手拷在楼梯的铁栏杆上面。
“说吧薛老二，刘寡妇家的香肠是不是你偷的呀？”杨所长一边打开手铐一边问着。
所长把前来看热闹的群众打发走以后，一脚把办公室踹关上以后，苦口婆心把薛老二狠狠教育了一番以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了了之。
老7回到家后百思不得其解感觉很纳闷，于是就跑去问他爹，父亲你说我们这街上的两兄弟，薛老大做事勤勤恳恳精明能干，老二成天却无所事事，尽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都是亲兄弟差别咋那么大呢。父亲意味深长地说道：“同样都是从鸡屁股出来的，有些成为了蛋，而有些却只是一把屎。”
供销社的王地主挑着半桶水从父子身边走过，由于步伐比较匆忙，桶里的水飞溅起来，有几滴打在老七的脸上，老七以为是鸡屎，连忙抬起手用那油光水滑的衣袖擦来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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