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卒----连续徒步中国1000余天

不能没有谁 · 发表于 2007-8-9 19:52:58

[转贴]走卒----连续徒步中国1000余天 作者:行徒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tbody><tr><td valign="top">（一） 人一生中有很多梦，许多梦是美的，可望不可及的。梦是人生理想与夙愿的一种符号，能真正走进梦境里的人很少。 我是爱做梦且有勇气走进梦中的那个人，因此我荣幸地圆了自己的一个大梦，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别人说，我34岁之前的经历是一个传奇。15年前，两个人用5000元钱徒步走中国是一个传奇；8年前，从街道厂的缝纫工成为记者是另一个传奇。在很长时间里，除了谋生，我一直沉浸在这个梦中，甚至莫名的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做的。翻看过去的一篇篇日记、一张张照片、一枚枚邮戳……我相信这件很牛的事，的确是我做的。 很久以来，我努力把实现徒步环绕中国的梦想沉淀，很少对别人谈起过去的经历，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单位，也很少有人详细知道其中的情节。只是在与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偶尔有人会提起这段往事，一些点点滴滴会从我的记忆中渗漏出来。不熟悉我的人就惊异地望着我，你就是那个人？用脚走中国的人？10多年当地报纸的报道，居然有人能对上号。 从1990年到2005年，15年了，很多人希望我把这一段传奇经历写下来？也有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要给我出书，我都敷衍掉了。要写我就认真地写，出本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不会无故浪费读书人的时间和自己的经历。走的好，不一定写的好，既然不好，为什么要写？出那么多流水帐似的书给谁看，不看，写出来也没有意思。一颗脑袋装着一种想法，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想法，我不期望别人认同我的观点和作为……尽管我走了很多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也听到过别人对我们用脚走中国的种种猜测和疑问。我当时回答不上来，就是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回答：也就是走，走了。 开始环绕中国徒步旅行的准确日期是1990年3月18日。起点是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入海口，1993年1月13日我们到达的终点还是这里，用去了将近3年时间。再次回到这里时，有些事物改变了。例如，原来的地名叫丹东市东沟县，而现在叫东港市。走的时候我27岁，回来时是30岁。什么是物事人非，这就是啊！就连起点和终点的标志------江海分界线界碑都变了，原先是葫芦型的水泥碑，很丑陋；现在变成了漂亮方型的大理石碑了。我们也改变了，3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们说，你们的眼神像狼，深邃而广远。 我不知道我的名气有多大，在230万人口的抚顺市，30岁多岁的人还依稀记得我们和我们苦历中国的经历。我们用将近3年时间徒步中国，并完成了用双脚跨越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四个端点的梦想。 1993年1月13日我们出名了。电视屏幕上两个蓬头垢面，乞丐模样的人爬上鸭绿江入海口方形的江海分界线碑上，手里挥舞着一面褪了色的国旗，拼命地喊，拼命地舞。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刻上中国人的符号，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面积很大啊！我要是走日本这样小的地方，我不会觉得自豪。乞丐模样的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旅伴赵修华。 此后几天，关于这段电视画面，抚顺电视台1993年1月13日当天晚间的新闻中播出了3分钟，第二天，辽宁电视新闻播出1分钟，接着中央电视台晚间体育新闻大概播出了30秒。     电视新闻越来越短，而报刊杂志上关于我们徒步旅行的报道则越来越长，我记不得有几个记者采访过我们，有些事情是记者采访时，我们叙述过的，而另外一些内容则经过记者充分加工、演绎，我都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不是我。在这种或长或短的信息传播中，我们成了无所畏惧，与中国有关系的传奇“英雄”。    《辽沈晚报》报道上称：辽宁省抚顺市两青年，于1990年3月18日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历时三年于1993年1月13日完成环绕中国版图徒步旅行的壮举，行程7万多华里，每人穿坏40多双鞋，他们首次实现中国人徒步中国东、西、南、北四个端点的梦想，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乌苏镇、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西到帕米高原斯姆哈纳，北到漠河北极村。     名气仿佛虚拟的空气，有人请我做演讲，讲什么啊？真不知道我能说什么，该说什么。我说，累了！我要睡觉。回来的几天，最多的时间是赖在床上睡觉，似乎要把３年缺失的睡眠全部补回来，人停下来真累。 当时，全国各地正播放一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有人把我们叫阿甘。阿甘跑步横穿美国。我们可没阿甘的好运气。阿甘是命运的宠儿，做什么成什么。回来，我们躲藏起来。我行走的自然和社会生活是两种事情，自然不会欺骗人，而社会不是，它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我不喜欢与别人再说过去的事情，人需要沉默，时间需要沉默，面对经历我沉默了15年。 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回到以前工作的街道服装厂做缝纫活，工人们看到我，兴奋地说，听说政府奖励了你们好几十万，还做工做啥？好几十万，我哭笑不得。服装厂里最多的是女人，她们关心家长里短，关心好几十万，并不关心我自认为的伟大与荣光，苦难与苍茫。我与工厂的女人们一起用电动缝纫机做女人内裤、乳罩，男人的坎肩、裤头，当然还有裙子等其它应季服装。生活与以往一样，我每月的工资收入还是110元，生活恢复了常态，缝纫机针嗒嗒作响……三年前机器也是这样响的，没有改变。尽管收入很少，我感觉到了安定生活的幸福，安定中可以回味动荡的徒步旅行生活。再后来，工厂倒闭了，我们失业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很多工厂倒闭，先前叫下岗，后来叫失业，工人失业的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虽然最初几年我的运气不好，失业、找工作、打工、拉广告……或许因为会写文章，再有一张成人高考的文凭，命运在我35岁之前发生了转变，我从一名缝纫工，变成了记者。在考记者之前，我还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定向报名到市委政研室，我文化考试考了220分，在另外入围的3个人当中，我笔试第一。面试的当天，我看到了另外2个人，一个面上有粉刺，另外一个的相貌也很老，在长相上我自己觉得不比他们差，可面试以后，有粉刺的人面试分比我高，总分理所当然地比我高。对这次失败，别人告诉我，如果找人就成了。找人？我谁也不认识啊！特别是能说上话的领导。当上记者以后，关于写领导开会的新闻是我最头疼的事情，领导要排序，我一直弄不明白，谁该在前，谁该在后，谁是常务的，谁不是常务的……直到现在也糊涂。我真不是不尊敬领导，我的现实生活对领导的记忆一直很模糊。 我是1997年考入抚顺晚报的，人们说我撞了“狗屎运”，总在濒临绝境的时候逢凶化吉。34岁要想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很难，过了35岁，一些按照年龄划线的单位将把你拒之门外，这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年龄界限，代表着你人到中年，行将老去。过不去这道坎，我可能成为收入不稳定的打工者，整日为生活劳碌、奔忙。   　抚顺是个小城市，记者这个职业很受尊敬。报社领导说缺少体育记者，我说我喜欢足球，记者看球要票不？领导说不要。我就当了不要球票看球的记者。抚顺市经济实力大不如以前，为了在全国闯名，政府找了一个企业为辽宁队冠名，辽宁队改名叫辽宁抚顺队。我当体育记者跟辽宁抚顺队采访那几年，辽宁队疯了，1999年刚从甲B上来，见谁灭谁，要不是球场上看不见的黑手，1999年的冠军准是辽宁。我整天与张引、李铁、李金羽、张玉宁打交道，也知道了足球后面的很多事情，足球可真不是好玩的。不过，当体育记者的确是男人的活，女记者李响大概是个例外。期间我结婚、生子……与什么幸福、什么美满牵扯在一起。 同我一起旅行的伙伴赵修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2004年10月，我接到来自意大利的电话，电话里男人的声音很虚弱：“我完了，在意大利还没有找到工作。医生刚给我做过手术，要不是好心的意大利人救了我，我可能死在米兰的街道上了……”打电话的人，就是与我围绕中国徒步旅行的旅伴赵修华。在遥远的意大利，他至今是还没有身份的“黑人”，这个昔日被报纸称为“壮士”的人（《解放军文艺》上写我们故事的标题叫《壮士徒步8万里》），2004年应该42岁了，依然没有结婚，像其他失业工人一样，借了一笔钱到外国去打工谋生。说话的时候，他正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着急上火为医药费发愁。 赵修华因为没有文凭、也不会写文章，所以没有取得同我一样体面的职业。我们可以生死与共走过任何险境，而现实就此让我们走上了不同道路。我到报社当记者不久，赵修华与一些要好的女工到俄罗斯一家韩资工厂打工。由于受不了长时间的工作，同行的一位女工跳海自杀了。为了给屈死的女工讨个说法，讲义气的他率领全厂工人举行罢工，把俄罗斯海参崴闹了个底朝天，因此得罪了资方，非但没有赚到钱，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回到国内以后，他的生活依然没有着落，不久又偷渡去了意大利。    　赵修华没有事情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当时他的声音像在西藏我们翻越雪山，呼吸急促……在西藏，这时候应该传来我的骂声，我怕他在雪山上冻死，我的骂声成为刺激他前进的脚步。我木然地紧攥着电话听筒说：走中国都没有死，我们是死的角色吗？   　他嘿嘿地笑。说，死不了。   　 1990年，我走中国时的年龄是27岁，赵修华２９岁，我们同在一家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几乎都已经结婚。因为不交女朋友，不结婚，许多人怀疑我生理方面有什么毛病。我生理没问题，早晨醒来，下面的东西充血、勃起，很正常。消除人们对我生理不正常的误解，是在我35岁结婚以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家的房子只有11平方米，房子是爱人单位分的，两户合厨，对门住着一对经常吵架、没有正式工作的同居男女，男人40多岁，喝酒以后要折磨女人一番，半夜，我们经常被吵闹声惊醒。醒来睡不着，我就看着再次睡着的儿子和爱人。儿子的脸型、睡态、神情，几乎与他妈妈一模一样。这样的情景，让我惊异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这样的人，怎么会结婚和有儿子呢？儿子的模样不像我，眼睛很小，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像我的地方是大大的手，大大的脚，以及掌纹都与我相似。他脚弓很深，我脚弓也很深，脚弓深的人都能走路，我相信他以后也能走路，走很长的路。 儿子2005年9月1日才上学，看到我总是一脸不屑的样子。他总用自己善长的问题考我：英语，我不会。游戏，我不会。玩手机，我不会。走迷宫，我不会……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看不起我。这一点很像我，小时候我也总瞧不起爸爸。 最近，我动笔写那三年的经历有了动力。不为别的，只为了远在意大利受苦的朋友，我们需要共同的文字见证；为了我的孩子，让他知道自己的老子也曾经英雄过，不要瞧不起我……我决定要把我走中国的整个历程记录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灵史，也不是单纯的苦行记录，它与我经历的那个年代有关，与中国有关。我要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人一辈子至少要完成一个梦，梦不需要多么宏伟，也不在于非要徒步行走很长的路，徒步只是一种形式。例如爱一个人，要敢于说喜欢；恨一个人找机会骂他……不要考虑结果，喜欢爱，喜欢恨都行，只要喜欢就行。人活一辈子不能揣着梦去死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会后悔。 （二） 从7岁认识字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这几乎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病症。尽管我除了用脚沿着中国版图象征性地流浪一圈以外，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我依然相信我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生在1964年3月3日。3是我的幸运数字，我对数字、色彩、星座等不切实际、潜藏在意识深处事物充满了迷恋。最近，我看了自己的星座，1964年3月3日是双鱼座，里面隐晦地说，我的命理是独行侠。在我还不知道星座这种事的时候，我的命运与行走有很大关系。在经历的所有教育中，老师、家长、领导都教育我要像螺丝钉，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就不要动地方，爱岗敬业，做平凡的事、做平凡的人。 听到这话我很不服气，人为什么要平凡啊，能做伟大的事或伟大的人不更好吗？我家住在农村，小时候最伟大的理想是成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用粮本到粮站领细粮，吃白米饭、吃白面馒头，有公园可玩、有电影可看。农村的孩子不到过年，吃不到白米、白面，有的只是玉米面糊糊、高粱面窝头，就是这些有时也吃不上。 7岁的天空中弥漫着太多的政治声音，高音喇叭里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外，还有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声音。朗读者是烫着卷发的女人，她该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平时穿着吊腿裤子，显著地露出高要白袜，小白球鞋的鞋面是用白粉笔精心修饰过的，与城里女人的打扮差不多，尤其是胸和屁股，滚圆滚圆。听到她的声音令人格外激动，好多国家大事都是从她嘴里发布出来的。我们在村东头河里洗过澡以后，光着屁股，笔直地站在高处撒尿。精神需要排泄，生理也是。 从有梦的意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不平凡。几乎每一天都在做梦，梦中我不长翅膀就可以飞，乱七八糟地飞，飞到最多的地方是地狱，与阎王和小鬼打架，有时候用嘴咬断他们的喉咙，鬼的血好喝，不过很凉。天堂一次都没有去过，我不是不喜欢天堂。想象的天堂应该是有颜色的，但我的梦，即使到了现在也全都是黑白的。 梦里我经常扮演伟大的角色，仇视攻击可能存在的主宰者，这让我很满足。我经常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而另一个身体则冲出严密的身体漂浮在空中，然后沿着窗户缝隙飞到夜空里，经过许多破旧的街巷和奇怪的山川……飞，不停地飞。我夜晚做梦，白天很憔悴，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后来，一些梦里的景物和事物在我徒步旅行中得到印证，例如峡谷、例如雪山……我要强调，梦境有些是真实的。 28岁之前，我什么大事都没有做过，就连心里暗恋的女人，也没有勇气正看一眼。梦中我是英雄，醒来在现实中十分软弱。人对我来说，是难以挑战的群体。 1981年，我实现了做城里人的梦想，我到市内一家街道服装厂当了学徒。服装厂有很多女人，我偏偏暗恋上一个穿绿色的确凉军装，扎着羊角辫的女人。当年我17岁，她19岁，我喜欢她的理由很简单，她做饭的时候顺便给我做饭。我整整暗恋了她8年，8年中我依然是缝纫工人，她成了厂里的出纳，接着她被保送到安徽上大学。要走的前一天，我鼓足勇气写了将近3000多字的情书寄给她，那大概是我最早、最长的一部作品。朋友的情书几乎都出自我手，并且个个如愿以偿得到了自己的女人，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我对自己作品的结果满怀期待。在情书的后面还特别注明，我会在抚顺大剧院门前等她，并一直要等她来。我特别请了假，用上医院看病为借口，肚子疼。约会的时间是早晨9点，等到晚间10点她也没来。我对时间产生了怀疑，情书上的约会时间到底是早晨9点，还是晚上9点？我又想，是不是她没有收到信？ 第二天，当我回到工厂上班，人们都用奇怪的目光看我，并聚在一起议论。再后来，别人告诉我，我暗恋的女人在收到信的当天就把信公布于众，说我爱她爱得发疯了。她自豪地对别的女人说，我怎么能找大集体的工人，要找也要找国营的（国营工人是当时女人找对象的标准）。我真的疯了，感觉是要强奸一个女人没有得逞，被别人当众捉到了。 我不善于表达，更不用说做什么更实际的事情了。我对上大学没有任何兴趣，之所以给她写信，就是怕她离开工厂再也见不到她了。这次感情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抗战8年，中国人胜了，暗恋8年，我被喜欢的人奚落了，败了。这让我对世界所有的女人失去了信心。 她上大学的第二年，是报复也是为了找心理平衡，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成人大学。我只想对那个女人表明，你是保送的，我是考上的，我并不比你差。我暗恋的女人，以后真的找到在国营企业当工人的人结婚。不过，后来又离婚了，经济发展了，国营企业也靠不住，社会出现了各种老板。再后来，她与比自己大10多岁的某个厂长同居，再再后来，她在我们这个城市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外地。文凭的重要性在以后若干年发挥了作用，例如我考报社当记者，没有文凭不行。 为此，我要感谢给我第一次感情打击的女人。 </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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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没有谁 · 发表于 2007-8-9 19:53:52

（三） 我的履历很简单，7岁到16岁在辽宁省抚顺市河北乡大沟村读小学和初中。我家距离抚顺市20公里，距离沈阳市40公里。17岁到28岁在抚顺市服装五厂当缝纫工，我的手艺不错，以至教我的师傅说，我可凭借这个手艺过活。我并有按照师傅的指引成为优秀的裁缝，我选择了文字。70年代和80年代本来就没有几本书可看，《生理卫生》、《毛泽东选集》……都是我曾经的文字读本。8岁，当我上学时书包里装着《上海的早晨》被老师发现后，他惊异我怎么能读懂这样的书。 我们家没有读书的传统，父亲是木匠，母亲在村里养猪、放牛，他们都不识字，别人也没有教过我，书是我感情中最重要的朋友，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是书我就看。 家庭的苦难经历对我长大以后看世界看人生影响很大。性格孤僻使我很少与别人来往，业余时间除了看书，就是睡觉，以至别人说我是怪胎，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青春的岁月像骨头，上面几乎没有一点肉，我是舔着它生腥的血丝长大的。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因心理和生理的饥饿充满了病态，以至现在间歇性的发作，还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父亲是山东胶东人，他活着与死去的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发现他有过人的政治头脑，他只不过是一个作粗话的木匠，唯一干过的细活儿是我当红小兵时给为我作的一枝红缨枪。如果没有这次所谓的“革命”，我真想不到凭他的本事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个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匠在文革开始不久，居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政治涡流中，有人说他画地图、带路，向一方造反派出卖军火库的情报。因为有人看到他坐在村子北面的山坡上在本子上画过什么。 　　村俱乐部的最前排是我们小学校育红班的孩子，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专政队员的押解下低头请罪，父亲被剃光了头，胸前打有红叉的牌子把他的头坠在裤裆里，人们山呼海啸般地喊口号，我也喊，打倒走资派！打倒反革命！打倒某某！最后是打倒我爸爸。我喊得很响。 　　只有口号是不够的，激奋的人们冲到台上用拳头和脚实现真正的打倒。打我爸爸的人有我爸爸的朋友和我妈妈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爸爸妈妈，爸爸像装满米的袋子重重的砸在台上，鲜血从鼻孔喷射出来，在纷杂的腿的缝隙里爸爸看到了台下的我，他停止了本能的挣扎，定定地注视着我，我看到他流下的泪，是红色的。 　　父亲第一次专政回来是个大雪天，穿着黑棉袄，上面有白色的雪花。我赤着脚在充满尖刺的炕席上与他作游戏，胸前挂着木制相框做请罪状。爸爸说他不是反革命。我说：我是。 　　当天夜里爸爸被十多个专政队员重新抓走了。 　　再次看到爸爸，他躺在锅炉房的院子里。早上，他爬上31米高的烟囱跳了下来，他的周围站满了专政队员，说他是畏罪自杀。6岁的我关于那段生与死的记忆，一直很清晰，反倒对眼前发生的事却很容易忘记。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病灶。我当时没有任何惊恐和悲伤，其实人到了崩溃的尽头大抵都是这样。那个将死之人，也就是我爸爸，躺在地上像宰杀之前用重锤击倒的公牛，眼睛血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专政队员把他扔到汽车后厢里，他一声没吭，我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不能不惊异生命的顽强，尽管最近经常听到关于死亡的消息，但爸爸从30米高空坠落生存下来这事，在现在看来也是个奇事。爸爸没有死首先是掉在厕所上，然后弹在地面上。他说感谢厕所。在那次“革命”中被打残致死的人很多，仅我们那个小地方十几个被专政对象，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两人。而父亲非但没被摔死，居然连明显的残疾也没落下，如果你不仔细看，甚至不知道他是个瘸子，只有阴雨天他艰难的脚步摇摆，对他了解的人，才会想起他所经受的苦难。母亲因父亲的缘故着急上火，得了大肚子、肾炎等多种疾病。我们姊妹兄弟一共五人，年幼的妹妹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没有奶水，小妹妹当时要送人，我坚定的打闹阻止了父母的送人的主张，使小妹妹留在了家中。我依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母亲挺着大大的肚子每天为不能动弹的父亲端屎端尿，还要上山采榆钱儿、槐花，剜苣荬菜做菜团子养活一家人。一些好心人为治母亲的病，弄来稀奇古怪的偏方，药引子里有鸭子刚屙出的屎，活蹦乱跳的癞蛤蟆，她都生生吞下去……她的病在胡乱的医治下，在文革结束以后居然好了。 20年以后的一天，我与父亲聊天，问他从天空坠落是什么感觉？他那时，已经有了糖尿病、脑血栓、心脏病、高血压……等诸多老年病症，记忆、语言表达已大不如从前，但他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脸上的表情很木然：“飞，像在飞。有东西在托着你。”这么沉重的事听他叙述很轻松，我一直觉得父亲的性格很怯懦，选择死亡逃避人生的尖刻和挫折，是我最瞧不起的事，在我看来，地位、金钱、容貌、才华……都不值得炫耀和尊重，唯一值得尊重的是生命。 　　“他们打我，三角带、钢丝鞭、喷气式，白天黑夜不让你睡觉，让你交待没有的事和没有事的人，然后再抓他们打他们折磨他们。我死了我省事别人也省事。我不能乱咬。”父亲的话，让我对他的怯懦有了重新的认识。 　　父亲说，在死之前，在飞翔的过程中，他想到了妈妈，想到了五个未成年的孩子…… 2000年4月30日，父亲的心脏在一个简陋的诊所里停止了跳动，他又去飞翔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 （四） 我从什么时候产生了出走的念头的？很久，我早就想走，小时候经常出走，经常丢失，走到河边、走到山里，然后疯跑。累了，找一个地方就睡觉，家人找到我以后便一顿暴打，但我还是经常出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以行走为方式的旅行者几乎形成了一个群体。上海的余纯顺、石家庄的刘玉秋、当然还有徒步长城的，走黄河的、走长江的，还有徒步万里海疆的……余存顺死了，他在行走中死去，其他的人还活着。他们或许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或许变成天边的云雾，很快，便消散得无影无踪。 人们一直对这个群体充满了好奇。很多人都有周游世界，亲近自然的梦想，但绝大部分人也仅仅是梦而已，真正能走进梦想的人没有几个。这些行走、周游在于一种超然的实现，却少有人理解其中的苦难，所以人们在心里羡慕，也会矛盾地认为，经历痛苦的旅行值得吗？ 更多的人，拼命地赚钱，拼命地工作，用生活过多的紧张积聚财富，以旅游的名义实现另一种出走。旅游与旅行其实是两回事。该走，不该走？没有人从内心回答过，反正有许多人在走。近年来借助自行车、自驾车等交通工具旅行的人更多，户外旅行成为一种时尚。不管人们利用何种方式，出于何种目的，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为完成某种愿望，或许是我说的梦。. 在我行走之前，我还不知道有这些人，在行走中和在回来之后，我十分关注他们的消息。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徒步的方式行走中国？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的回答很实际：想出名。我知道他们肯定不喜欢这样的回答。人们要的是实际答案，我回答的很实际。 实际上，我之所以选择用脚去行走，是因为我患有了可怕的疾病，类似抑郁症等方面的疾病，如果当时不行走，我现在或许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病与身体无关，与思想无关，与精神有关。痛苦需要隐瞒，快乐需要释放，隐瞒有助于痛苦的蔓延，蔓延到别人身体上的痛苦更痛苦。我一直把生命说不出的痛苦隐瞒在心中，并在身体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精神肿瘤。这样的活，与死没有什么两样。好好的怎么会有病那？我的病，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缓解、可以医治，徒步行走是医治我这种疾病的惟一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末，纷杂的中国显得拥挤而迷茫，人们似乎都不安分了。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不明白，也不想按照别人的思维途径想去明白。1990年春天我要开始苦行，脚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要用它去思考，脚与头被我本末倒置，头脑在走，我需要用脚思考。 我尽可能折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折磨身体是一种思考方式。身体之外的事物，我折磨不了，也支配不了。走，折磨；思考，走。我想，当有一天，我走不动了，或者走明白的时候，就不走了。我什么时候会走不动，我什么时候才能从疯狂的行走中停下来，我究竟要明白什么？ 关于我的行走，我不代表以任何方式和理由行走的人们，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死的人回答了一部分，但不明确，而活着的人的回答则令我失望。我们虽然用相同的方式出走，但想要进入的内容不一样。我代表不了他们，我仅代表我自己。 我有一千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回答别人，如热爱中国的大好山河，成为当代的徐霞客，创造吉尼斯记录，呼吁世界和平，为保护环境、关注爱滋病等等…………但我还是不愿意对自己和别人说谎。作为一个徒步旅行者，在某一个时刻不想让自己过早地麻木、腐烂、死亡，身边的灯红酒绿和平庸已经让我形同行尸走肉，别人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调节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能，我必须寻找痛苦和行走，像苦行僧那样完成对人生的一次朝拜，才可以感觉到自己真实的活着。 我感觉有些东西一直在我身体内部行走，除了脚步，除了思想，还有一种我说得不太准确的东西，在我意识最隐蔽的深处。别人看不见，就连我自己也忽略它的存在，就是在我都快忘记自己是否活着，是否存在的时候，它便莫名其妙地支配我的思想和脚步。脚步和思想所要抵达的地方是有目的的，而它没有。就因为它没有，它所要经过的过程也只能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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